公共交通(Public Transportation)是指城市內為方便公眾出行所營運的客運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證明，公共交通不僅維系著城市功能的正常運轉，也是城市社會和經濟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紀90年代始，一批關乎我國近代城市史并具有較高水平的論著逐次展現，進而愈來愈多的學者對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發生興趣并從各個角度參與研究。然迄止現時，并無專文評介中國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取得的成效，而一些成果陳陳相因，亦未能開拓領域。鑒于此，本文擬梳理總結該域學術現狀，兼論其闕失之處進而展望未來。囿于篇幅和所知，筆者不能將海內外相關成果無一掛漏逐一評述，遺珠失玉之憾，尚祈方家補闕。

改革開放以來，“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蓬勃發展，城市研究、城市科學在國內理所當然地興盛起來”。由此，伴隨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方興未艾，進一步形成對城市公共交通的初步探索。進而，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人力車及其車夫群體，成為學界研究的起步對象。

其一，人力車業的運營和車夫群體研究。王印煥首先指出，民國時期人力車雖對城鎮的交通運輸發揮重大作用，但車夫作為農民進入城市的職業流向，其工作生活艱困，最終成為時代變革的障礙與受害者。嚴昌洪則認為，處于近代城市下層社會的人力車夫，已初步形成了同行意識、同鄉意識和窮人意識等群體意識。不啻如此，關涉人力車與近代城市的聯系，研究者頗為關注。如孔祥成考察民國時期上海人力車夫群體的構成及生存實態。羅國輝則對近代上海人力車夫的生存形象和文化展開探析。楊齊福力圖折射其時滬寧杭人力車夫群體作為城市苦力的邊緣場景。邱國盛進一步論證近代上海人力車業的艱困過程；并對民國北京人力車夫做出研判。斯特蘭德重點探討1920年代北京人力車及車夫，進而探究其受到關注的原因。韓鵬具體分析民國天津人力車業的經營特點及行業變遷，而鄭忠、張致森則分別管窺其時南京、成都的人力車夫群體及其最終歸宿。另有論者對近代廣州、西安、青島和安徽、江浙等城市或地區的人力車和車夫等相關領域展開不同程度的研討。

其二，人力車業的救助和管理研究。譬如嚴昌洪認為，民國時期人力車夫群體具有生存資源匱乏、狀態惡劣、地位邊緣化、心理脆弱等特征。由此，政府和社會采取多種救濟方式，并呈現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趨勢。馬陵合則通過剖析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指導人力車夫的“自助”，從中揭示城市下層民眾的邊緣特性和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痼疾；繼而指出，其時華、租界當局及車夫群體參與到人力車夫的救助中，但政策的游移，決定對其救助僅流于形式，從而弱勢群體的救助，需要政府干預和管理。然嚴氏進一步指出，民國政府和租界當局為緩解車夫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的壓力，對其加以管理。但因管理主體與被管理者的對立，遭到廣大車夫及社會各界的抵制而最終失敗。而對1945-1949年漢口人力車業的管理，湯蕾認為在政府、職業工會、同業公會和人力車商共同構筑的管理網絡下，車夫卻形成自己生存之道。這一社會弱勢群體屢屢改變政府決策，則顯示出不容忽視的力量。

其三，人力車業的糾紛和斗爭研究。邱國盛審視人力車與機械化公共交通的持續沖突，指出近代中國交通和城市的早期現代化注定要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歷程。王印煥則以近代化過程中交通工具（電車、人力車）的矛盾視域，認為機械化取代人畜力為歷史必然。劉敬忠等管窺民國北京電車與人力車沖突的根源，指出緩解二者矛盾的關鍵是兼顧交通與民生。莊珊曼進而認為電車開行后對人力車產生的沖擊及雙方矛盾，是引發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風潮的根本原因。隨之，何建國等指出在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車糾紛危機中，車商和承放人組成利益聯盟與工部局博弈，最終將車夫利益綁架，從而導致無人真正為其代言。邵雍進一步認為1935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限令人力車夫登記、限制車夫人數并拒絕與之交涉，是車夫大罷工的背后成因。

最明顯的例證是，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另一典型代表——馬車業的研究則甚為寥寥，這在其與近代城市化發展不相適的特征及逐漸被汰除等史實方面得到印證。僅羅崗以馬車為個案分析，通過城市“游蕩者”理論管窺近代上海城市流動空間形成的復雜關系。亦有論者對近代城市馬車業展開史話性的描敘。依前而述，關乎中國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成果，已開此域之先聲。在這其中，關乎人力車業和車夫群體的研究，犖犖大端。頗具深意的是，這在折射學界研究態勢的同時，也從側面映射中國近代城市化進程的曲折和艱巨。

伴隨近代中國城市區域擴張、移民增加，人口流動則日益頻密，從而“導致人們出行距離逐步超出可使用非機動交通方式的范圍，（機動）公共交通成為多數人必選的交通方式?！奔慈诵罅ぞ唠y以適應市民長距離的交通需求，其對迅捷、運量大的機械化公共交通的“派生需求”應時而生。

其一，近代中國中心城市的研究。作為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北京，對其研究逐步展現。如艾琦認為，城市人口增長及交通設施落后，是北洋政府創設官商合辦的北京電車公司的初衷。嗣后，李玉梅以該公司為個案，重點探討其經營態勢及在城市公共交通近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劉鵬進一步論及近代北京電車、公共汽車的運營。李志紅則具體分析民國北京公共汽車業的組織形式，進而剖析該業舉步維艱的原因。相形之下，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相關研究也隨之展現。如李建飛、王桂榮等對彼時南京城市公共交通做出簡論。嗣后，李沛霖解析抗戰前南京公共汽車業日增月長的三個動因，邢利麗亦對相關論題略有涉及。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相關研究持續呈現。如陳文彬指出，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共交通專營制度，體現當局一系列現代城市公共事業管理的新理念。劉椿則檢討20世紀初華界當局介入公共交通的建設及成效，管窺城市客運與官商管理模式的內在聯系。而沈海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首次工人罷工、發生在上海英美煙廠抑或是法租界電車公司展開辨析。莫慶紅進一步對1930年法租界電車公司大罷工勝利的重要經驗展開梳理。于道遠等通過審視1940年法租界公共交通工人大罷工的起因，力圖從側面反映汪偽政權與法租界當局的微妙關系。

其二，近代中國省會城市和陪都的研究。譬如艾智科剖析1929至1931年漢口公共汽車業的經營與管理，論及其與舊式交通工具的矛盾，并探析該業發展中的困難因素。李婧則考察民國時期杭州公共汽車業的路線和運營，認為汽車改變大眾的出行方式，但其與人力車的沖突，成為制約該業的重要因子。杜樂秀著重闡述1920年代成都市內公共汽車的客運狀況和管理規定，兼論汽車職工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斗爭。余曉峰則進一步闡釋近代成都公共汽車業的經營及其對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作用等問題。

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重慶，相關研究亦隨之展現。例如薛圣坤指出近代重慶公共汽車業的壯大階段是國民政府中央扶持時期。即抗戰后，中央通過加大資金投入、確保物資配送，從而使該業呈現良性態勢，進而促進“陪都”繁榮，亦貢獻于抗戰順利。張偉進一步認為戰時重慶公共交通為配合抗戰、信息暢通、便利生活等方面做出努力，但亦有無法避循的制約因素；繼而，對戰時重慶公共汽車業的獨有特點做出解析。綜觀上述林林總總的研究成果，此中對近代城市機械化公共交通的運營和管理、發展和制約因素等各個向度均做出深入勾勒。雖在一些成果中呈現研究細碎化的特點和零星散布的分布趨勢，但就相關檔案和史料的耙梳和整理而言，對學界研究是貢獻甚巨的。

“鑒于公共交通系統對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系統，已成為許多城市居主導地位的戰略思想”。即公共交通作為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衡估指標，與近代城市社會變遷相互推演、互相挽進。

其一，近代公共交通與上海城市社會變遷的研究。例如廖大偉指出，抗戰前華界的公共交通，在近代上海城市現代化演進過程中產生不容忽視的作用。何益忠進而探究開埠后上海城市交通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方華進一步探討1927年前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的歷史作用。陳文彬則深入辨析公共交通與近代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闡釋城市節奏演進與公共交通結構變遷的交互，并探討該業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與社會觀念帶來的深刻變化。張松等則剖析租界公交線網密度與地價分區間的耦合關系，指出公共交通對近代上海都市空間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產生較大影響。

其二，近代公共交通與南京城市社會變遷的研究。吳本榮以促進空間融合、改變經濟結構、提升管理水平、改善市民生活等面向，探尋公共交通對南京城市近代化的影響。嗣后，李沛霖等通過人口需求、分布和流動等三視域，考察民國公共交通與南京城市人口之交互；以公共交通的稅捐厘定、稅捐計查、稅捐占比等視角，辨析抗戰前南京城市財政與公共交通之關聯；考論其時“首都”公共交通的管理，探求該業與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推演；以生活空間、時間觀念和市民意識等各界面，觀測公共交通與近代南京城市生活方式的挽進；運用經濟學的博弈論視角，考辨民國南京公共交通工具的競爭博弈，并對此中政府的干預角色做出研判。

其三，近代公共交通與京津城市社會變遷的研究。邱運華等指出，民初北京電車開行突破皇城的封閉空間。電車公司要求拆除北京街頭的跨街牌樓，但市民則堅決反對。經過激烈斗爭，最終牌樓與電車并存，實現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表征在北京城市空間中的交疊。劉海巖則認為，自20 世紀初天津電車通車路線逐漸覆蓋五國租界和老城區。電車出現曾引發激烈的社會抗議，但最終成為大眾化的交通工具，其加快城市人口和資本的空間流動，促進城市空間的重構。針對天津電車肇事的個案，秦方認為事件凸顯的現代性不僅表現為地方士人對以電車為象征的西方殖民力量一種抗拒，亦展現近代以女學為契機進行身份建構的機遇，而這些混雜構成了晚清中國現代性的內在張力和動力。

除此而外，鮑成志以更為宏觀的視角，透視新式公共交通與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交互關聯。具如上述，公共交通與城市社會變遷是一個互動的動態歷史過程，彼此間是兩條相互推進且制約的主線。然就上述成果觀，相關研究卻顯得較為薄弱，尤其是對近代公共交通與城市社會變遷的結構模式和量化程度，我們尚乏明確的認識。這亦成為當前中國近代城市史和公共交通史共同面臨的一大課題。

由前述學術史回顧，經過長期銖積寸累、銳意拓荒，中國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已取得長足進展、成果粲然可觀，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城市史學的熱點區域。但毋庸諱言，既往研究亦存漏卮之處，這須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修正、突破和深化。

其一，研究區域相對集中于近代中心城市。譬如對中國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現有成果稍加分析，便會發現主要選題仍集中于近代通商口岸和政治、經濟中心，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城市，而對其他城市則關涉甚少。即雖有武漢、成都、重慶等中西部地區城市的相關研究，但無論在成果數量或被關注程度上都遠遜于前者。而這一研究態勢難以呈現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的整體性和中國特色，且易導致理論建構的偏頗和膚淺。既如此，依拙見，今后學界在關注近代中心城市相關問題的同時，更應展開對近代不同類型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探索，特別是關注其城市公共交通的軌跡及取得進步，由中管窺其城市化速率的演化進程。唯其如此，才能對近代中國城市公共交通的發展脈絡和歷史作用做出更為宏觀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切地解讀和洞見中國近代城市向現代嬗變的恢宏場景。

其二，研究對象存在畸重畸輕的現象。由前述及，既往研究對近代城市人畜力和機械化公共交通的生存和運營等濃筆重墨，成果滿坑滿谷；然對公共交通與城市社會變遷的研究則顯得著墨較淡，從而使該業與城市發展的交互及對社會變遷的影響無法全息彰顯。然可以確定，研究公共交通與城市社會變遷是探索城市史和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但既往成果過多關注其與城市生活的交互，對其他領域則缺乏應有關切。很明顯，公共交通系統作為衡估城市物質文化進步的關鍵指標，與城市工商業、道路建設、人口分布和流動、政府管理、社會生活等領域相依發展。所以然者，對相關領域均要均衡考量，如此才能全面把握近代城市化進程的脈絡和社會嬗變的規律。即要強化重視這些尚存較大空間的領域，這不僅使未來研究具有理論創新性，亦助益于推進中國近代城市史和城市公共交通史的整體研究水平。

其三，缺乏跨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城市史研究涉及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人口學、統計學、生態學等多門學科，其研究方法要以協同學的原則顧及學科間的聯姻，把人文學科和某些自然科學方法熔為一爐。然由上述成果觀之，除采用歷史文獻學、城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方法外，對于其他學科則較少涉獵。有鑒于此，應在本域加強相關學科的綜合運用。如引進和嫁接城市規劃學、運輸經濟學、交通社會學、人口地理學、文化人類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模型和研究范式，以及某些工程技術的手段乃至模型設制等，這樣就可能實現跨學科的合作效應，將科際整合的理念浸潤于近代公共交通與中國城市發展研究的各界面，最終拓展近代城市史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縱深面，這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既有艱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總括而言，在當代探索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路徑及解決“城市病”的背景下，研討公共交通與城市發展，是應時代所需、順時勢所趨?；厮萃?，中國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已邁出堅實的一步，成果繁復。展望未來，該域研究必將不斷延展和深化，進而邁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從長遠言之，通過把握本域研究的基本態勢和客觀規律，延伸對當代公共交通與中國城市發展的適度展望與未來思考，呈現有益的決策支持價值，才是研究常青的本源和推力。